《操》，坏蛋出版计划，年，自序
之前，我有好几个“正规出版”小说集的机会，但后来都是不了了之。这是不好的，我得承认。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有个集子放在那里是必要的。就像一个工匠，他能告诉你，乐山大佛是他爬上爬下凿出来的。请相信，精神和物质是相看两不厌的。
“坏蛋出版计划”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并不新鲜的创意。因为在古代，人们就是以此方式著书立说的。当然，现如今，如果有人以其“非法性”为荣，是很荒谬的——而是，就这样。
我自年开始写小说至今，长篇一部，中篇若干，短篇居多。数量不巨，但也不小。收入集子的都是短篇，但并非全部。对于自己的小说，我没什么好说的。“硕果”和“排泄物”都可以用来作为譬喻，但如你所知，譬喻是多余的。
如果你读了，且不虚此行，希望你告诉人们：共和国还有个叫曹寇的，也写小说。
《喜欢死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年，自序
就我个人经历来看，写作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好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而对于共和国的文学青年而言，写作的动机无非源于这两点古老的元素。物质上名利双收，精神上足以骄人。而当物质获取受挫之时，心理尤为乖张：自尊与自卑互相咬合，一如他们在谈论文学和世事时紧咬的牙关以及恶狠狠的神情。
文学青年是这个时代一群可怜的人，可怜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摊液体，而液体中有其人较为准确的倒影。我所做的，就是行动和克制，换言之，写作之余，不忘向下看。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是与生俱来独立的，他唯有信任孤独才能接近真实。与此有关，一切试图摆脱平庸的念头又是如此平庸。我还注意到，这并非一个适合文学写作的时代，无处不在的禁忌滋生着恐惧。写作陷于“*打墙”，他急切地想摆脱恐惧，但恰恰使用暴走记录了恐惧以及用不断迂回的方式放大了恐惧。一名当代写作者的吊诡人生由此而立。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不合时宜的写作有成为更具价值的写作的可能，这是暴走和迂回中的梦幻，或许是惟一的“善”。
有识之士或许可以通过这本集子看到我的上述。
《越来越》，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自序
我写小说缘于网络的兴起。此前我处于阅读和无聊之中，同代人的写作激励了我。既然我这么无聊，为什么不也写点呢？这一写，已经十年了。当然，写作没有改变我的无聊。
十年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了多少东西。我只知道自己没事就写。即便不写小说，我也会写各种约稿和专栏随笔。我甚至还应书商的要求写过中国古代两性关系的“史学专著”。总之，我写的这些东西，它们流落在网络、报纸和期刊里。因为杂乱，其中有一部分都被我忘掉了，偶尔发现，仔细嗅嗅，味道是熟悉的，仿佛一条来自乡下的狗在菜市场的肉案上与失散多年的父子弟兄再次重逢。
至于小说，我的已有作品以短篇为主，中篇若干，长篇一部。正如许多朋友所认为的那样，我的短篇相对顺手，中篇稀少且不够纯熟，唯一的长篇虽早已写好，但自己很不满意，始终不太愿拿出来示人。我需要再等等，不急。这么说是因为我有直觉，该直觉是，我会写得更好。因为就我个人的写作经历来看，写作自始至终是一个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仍在黑暗中摸索。
关于本书，这是我的中篇小说集。虽然我并不十分满意它们，但并不影响它们理应结集出版以及“恳请方家指正”的多余或必要。之前两本书，《操》和《喜欢死了》都是短篇集，有部分重合，而这一本所有作品都是第一次收录，同时它也将是我的第一本可以在书店购买到的小说集。因为《操》是通过网络发售的，而《喜欢死了》印数也很有限，基本不走销售渠道。所以，购买本书无疑是你我之间“意义重大”的一件事。
谢了。
《屋顶长的一棵树》，浙江文艺出版社，年，自序
首先要申明的是，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习作。
长期以来，我的小说写作方式是这样的：有个题目，或者有个意念，我就会把它们具化为一篇小说。换言之，小说于我而言确实仅是一个表达方式，一个载体。但我没有值得骄人和需要输出的“道”，并且我讨厌这一点，起码目前是这样。我也不想“告诉”别人什么，我只想“说”点什么，声音不大地“说”点什么，这就是我的“小说”。
对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本人并无兴趣。我的兴趣是希望自己能快乐起来，能获得自由。正如你即将看到的那样，我的习作遍布着痛苦。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在写它们的时候曾感到些许快乐，这就是全部真相。至于自由，如果你也操弄这个行当的话，你就明白了，你不仅无法通过写作获得自由，写作本身恰恰会构成障碍，围困你，压制你，让你沦陷，让你呼吸困难，让你感到自己囚徒般的命运。
如果还有什么要说的，那就是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是为序。
《十七年表》（原名《萨达姆时期的生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自序
年底，萨达姆被美*抓获。他胡子拉碴，温柔缄默，像一位大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印象并不存在对比造成的反差。我的意思是说，对于之前他作为伊拉克总统的英武形象，我并没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