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直喜欢用清官和贪官来给古代的官僚们分类，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并不能准确概括一个人历史作用，曾国藩就是典型的例子。曾国藩是当代社会非常推崇的一个历史人物，很多人把他视为“千古第一完人”，对他赞誉有加，并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处事方式。可是曾国藩要是按照贪官清官这样的分类来看，他是一个“手脚有些不干净”的官，而且这样说曾国藩是有真实根据的。
曾国藩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让作为后人的我们可以准确还原他的真实生活。在说曾国藩如何对待金钱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清朝的官俸制，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满清官员包括曾国藩的行为。在清代，满清朝廷对于官员们很苛刻，对他们实行的是薄俸制，就是给官员的工资很低，但是作为官员的各项开销又很大，所以在清朝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法生存。比如，我们在电视里常见的赏赐*马褂，真实历史中不是皇帝直接赏给大臣一件*马褂，而是皇帝赏给大臣穿*马褂的资格，大臣如果想穿*马褂要自己去买料子找裁缝做；满清官员们日常穿着的顶戴花翎都需要自己购置，朝廷是不会发的，而满清的礼制又规定官员们必须要在不同场合穿不同的衣服，所以购置衣服的钱对于满清的官员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对于绝大多数满清官员来说，朝廷的俸禄根本不够花，所以很多官员都是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非常窘迫，尤其是京官，年轻时的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员。
曾国藩的为官历程分为京官、湘*统帅和实权总督三个阶段，我们就来解读一下曾国藩这三个阶段的账单，从金钱的角度来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世。
窘迫的京官
曾国藩在京城当官是非常成功的，他30岁初入官场就是翰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官职，相当于直属皇帝的管培生，凭借这个身份和勤勉，曾国藩在十年间连升七级，可以说是官运亨通。
曾国藩不到40岁就成了礼部侍郎，堂堂的正二品大员，在41岁那年除了礼部侍郎，还兼任兵部、工部、刑部三个实权部门的侍郎。一个人兼任四个副部长，完全可以说是圣眷甚隆，但是从曾国藩给家里的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在北京做高官的曾国藩经济上很是窘迫。在兼任四个侍郎的41岁那年，曾国藩给自己的弟弟写信，抱怨自己要借至少两百两银子才能过年，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生活情况。42岁的时候，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按照礼制回乡守孝，临走的时候还欠着京城同僚和各家店铺的钱，有些帐，直到他十多年后当了总督才还清。
在清代，一位满清的京官在京城生活殊为不易，尤其的外地来京任职的官员，比如年轻的曾国藩。对于他来说，京城的衣食住行都是沉重的负担。刚来京城做官的时候，曾国藩记录过他一年的花费，我们就从账单里来感受一下翰林曾国藩的不易。作为翰林的曾国藩一年俸禄是两，但是据他的记载，曾国藩一年的花费是两白银。
首先是住，在北京居住不光对现代外地人是负担，对于满清时外地来京的官员也是负担。满清*府不分房子，也没有住房补贴，官员的一切花销都要靠俸禄。作为官员，租住的房子又不能太寒酸，所以刚来北京为官的曾国藩一年房租就要花费两。
作为官员不能步行上班，起码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有钱的官员会雇轿夫，状况稍差一点的会养马车，但是这些曾国藩都负担不起，所以他只能选择租马车出门，一年在这个出行上面的花费是51两。
然后就是衣服，上面我们说过，满清朝廷不发衣服，官员所有的官服都要自己购置。而当时官服的种类非常多，不同的场合会要求官员穿不同的衣服。按照礼制，从正月初一到四月庆典较多，一个京官至少需要十一套官服才能应对各种场合的要求，所以30岁的曾国藩一年花在衣服上的钱33两。
最后就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日常花费，很多人会想，这个吃饭是不是可以省点钱呢？对于曾国藩来说，吃饭更不能省钱，因为作为翰林，各种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和聚会请客是逃不掉的，而且作为翰林还有一个传统的业务曾国藩不得不参与，叫“读书养望”。读书我们容易理解，就是通过看书提升自己的才气，而“养望”，意思就是培养自己在官员中的声望。
即然要培养声望，各种年轻官员的聚会，诗社和宴会肯定要参与，自己还要经常掏腰包请客。还要在各种同乡、同学、前辈中不断编制关系网，通过送礼和宴请搭上关系，为以后铺路，这都是需要大量金钱支持。根据曾国藩的账单，曾国藩一年花在聚会上的钱是40两。
30岁的曾国藩一年的俸禄是两，衣食住行加上买书和孝顺老母的钱，他一年花了两白银，做了一年的官还亏空了两，所以曾国藩当京官还是很不容易的。这么大的亏空，曾国藩是靠着借债和亲友们的馈赠填平的，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是一个不贪污理想主义者。不过曾国藩并不避讳自己对金钱的渴望，他在日记里写到，有次和朋友聊天，朋友收到了一大笔银子的孝敬，自己非常羡慕，回家做梦还梦到了这个事，所以自责不已，写到日记里警醒自己。这一阶段的曾国藩用道德压制了自己的欲望，维持了自己的理想。不过曾国藩虽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但是在日常官场的交往中，却并没有特立独行，是个很上道很懂人情世故的官员。不忘初心，却又不特立独行，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湘*统帅
在担任湘*统帅期间，曾国藩见掌控了真正的大钱，他先后经手过超过万两白银的*费。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只要稍微动一点歪心思，海量的白银就可以流入自己的荷包。可是作为湘*统帅的曾国藩这一阶段寄回家的钱，甚至比窘迫的京官时期还少，因为曾国藩作为一*统帅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发家致富，而是如何鼓舞部下的士气，激发部下的战力。
满清*府很奇葩，他们给文官实行的是低俸制，给*队实行的是低饷制。满清的绿营士兵一个月的*饷只有二两银子，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就是一品的提督每年的收入也不到两白银，远远不够提督的花费。所以当时满清的*营有一大特色，就是全*上下除了正事不干其他都干，上到提督，下到士兵全部都在搞副业赚钱，根本没人训练。*官们甚至都鼓励绿营兵去经商，有的*官甚至可以把*营和战船租给商人。这就是为什么满清末期绿营兵没有战斗力的原因，所以不得不让曾国藩这些人组织乡勇绞杀太平天国。
曾国藩作过兵部侍郎，深知*队内部的弊端，所以他创建湘*的时候，就给士兵发厚饷。一名湘*士兵的月收入是4到6两白银，相当于绿营*士兵收入的三倍，湘*士兵没有生活压力，所以可以安心训练。在选将上更是大手笔，湘*的中级*官一年收入是两，已经比大清的一品提督收入高了，湘*的高级将领年收入更是高达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么高的收入，每次湘*招兵的时候，招一千人能来几万人报名，所以湘*可以仔细挑选精英，再加上训练充足，湘*的战斗力很快就上来了。
这时的曾国藩还要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防止战争中的湘*私分战利品和劫掠百姓。古代士兵在攻破城市的时候，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侵扰民间的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在组建湘*的时候，就制定了一条特别重要的标准——选士人领山农。就是说湘*的将领大多数都是选自读书人，因为这些人可以用道义来说服，而且大多数士子本身还有操守，所以可以约束部下不要做伤害民间的事。选山农是指招兵的时候，要找淳朴的农民，不能要游民和混混，因为这两类人容易偷奸耍滑，还会带坏*队的风气。
这一阶段的曾国藩不缺钱，但是如何花钱决定他的事业是否能够成功，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消灭太平天国而不是省钱，所以敢花厚禄来供养湘*提高战力。曾国藩这一阶段的经历对于我们现在的企业管理者也非常有借鉴意义。钱是工具，把事做成才是目的，工具服务目的。
实权总督
在消灭太平天国以后，有这样的泼天之功，曾国藩很快就位极人臣，不但被封为一等候、太子太保，官拜大学士，还先后担任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大清最有权势的总督。这一阶段的曾国藩在生活上更加简朴，甚至比他年轻时刚到北京当翰林时还简朴。原因无他，曾国藩明白自己已经位极人臣，如果继续在生活上张扬，恐怕会招来更多的嫉恨。月盈则亏，翰林出身的曾国藩十分明白这个道理。
有幕僚在日记里记载他第一次见曾国藩——只见曾国藩穿着旧衣帽，完全看不出面前的人是大清最有权势的总督。曾国藩不收礼，所以总督衙门吃什么都要临时去街上买，想喝酒都是一斤一斤的去街上打回来，幕僚赵裂文就感叹，大清二百年都没有这样的总督衙门。
根据记载，曾国藩要维持的自己的总督府，起码需要个人来辅助他，这人都需要曾国藩自己想办法找钱给他们开支。由于这样的奇葩制度，曾国藩不得不受贿，如果他坚持道德洁癖不受贿，他就根本没办法履行自己的总督职责。
这一阶段的曾国藩可以概括为，克己奉公，行贿受贿。曾国藩从来不标榜自己，从曾国藩的为官历程来看，他也一直没有把当个清官当成是自己的目标，他始终追求的是完成职责。
通过上面对曾国藩三个为官阶段的账单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这个人一直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钱在他眼里就是工具，就是用来做成事的。赚钱从来不是曾国藩的目标，把事做成才是曾国藩的目标。为了做成事，他可以给别人厚禄，也可以为了公事受贿维持总督衙门的运转，钱和道德洁癖在曾国藩眼中都不是障碍。通过分析曾国藩，就会觉得历史上另一个著名人物海瑞的清廉简直像一场表演，在海瑞的眼里，自己的道德洁癖是最重要的，能不能把事做成反而不重要，所以海瑞在为官期间毫无*绩。做贪官容易，做清官也不难，但是做一个能干事的官员就难喽，现代人都推崇曾国藩，大概就是看中他能干事，想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做成事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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