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5/13 20:58:00
高中的时候，有朋友说我有精神洁癖，对某些问题的介意程度让人很难理解。这个毛病至少延续到了研一暑假。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里讲，歇斯底里症其实是一种过度强烈的在场感，他既要让他人强迫接受他的在场，又感到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过于在场了。洁癖，不管是物质意义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也是歇斯底里的一种，是感到所谓的“不洁”过于在场以至完全无法忽视。我一直搞不懂我房间里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灰尘。我每天住在这里，房间一周打扫两次，从来不搬脏兮兮的东西进来，那些灰尘都是从哪里来的？桌面上的某样东西如果长时间摆放着，没有移动过位置，就会落灰；有时候我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想拿起杯子喝水的时候，发现水里漂满了灰尘，是那种长度不超过1厘米的比头发丝还要细一点的灰尘。这种时候我会觉得很崩溃，首先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灰尘的来源到底在哪里，搞不清源头就没有办法根治问题；其次，我要从飘窗上下来，重新去洗杯子、倒水，并拿一个杯盖盖好杯子，之后喝每一口水的时候都要打开杯盖，喝完还要再盖上杯盖，这让我觉得很烦。有过一次，我实在懒得重新去倒水，就直接拿起杯子喝了我明显已经看到有灰尘的水。当然也不会怎么样，甚至喉咙里隐隐觉得有毛絮物塞着的感觉都根本不会有。去年疫情期间，大概会有更多人体验过这种感觉。那段时间，我每天要用酒精棉片擦手机，喝咖啡的时候也要用酒精棉片擦过纸杯杯盖后再喝。这种行为在当时很正常，因为那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拥有了强烈的在场感，而病*也有着让人根本不可能忽视的在场感。但我们都认为疫情是暂时的，是突发情况和例外状态，哪怕它延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我们仍认为有朝一日它是会结束的。比如现在，它的在场感就远远不如去年此时。而对于洁癖的人来说，他的每一天都活在我们去年的疫情状态里，他永久地处于我们认知的“突发情况”和“例外状态”里。这是一件很累的事，因为很明显这个世界到处是灰尘。当然可以增加打扫的频率，如果我每五分钟擦一次桌子，我想我也不会再见到灰尘了，但我不可能做得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就必须在一定范围里忍受这些灰尘的存在。18年的时候，我还在发微博骂某些灰尘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总是有选择性地掉落和积聚；20年的时候，我甚至还发朋友圈，说这就是鲁迅说的“抽刃向更弱者”。但是21年，我发现强与弱之间还可以有一种精妙的伪装，灰尘戴上面具，告诉你：“我就是从你身上掉落下来的呀。”是啊，人体皮肤表面也会有碎屑脱落，这就是我自己产生的灰尘。我感到我很难去掸除这样的灰尘。它和我捆绑在一起，想根治它还不如先解决了我自己。可我何以到如此程度？我怎么就让自己陷入了被灰尘轻飘飘地威胁的境地了呢？因为我进入了一套置换关系里，我处身一个系统、一个组织，我在运转之中运转，我不再自足。我和灰尘签订了契约，有限期大概不止三个世纪。所有的契约都是自愿签订的，而“自愿”两个字有多好笑，我们应该从学生时代就知道了吧。我身边非常亲近的人确诊了抑郁症，我因此看了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我很长时间没有办法不去想这件事，而当我尝试用我的常规方法，尝试用写作来摆脱的时候，我发现我没办法写这些事，因为痛感太强烈了，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所以我放弃了去写它，放弃了摆脱它的尝试。出于某些原因，今天大概可以小心翼翼地写一点。抑郁症患者放大的是“抑郁”的在场感，是沮丧、无力、疼痛、绝望。我说不出“抑郁症没什么可怕的”这种“正确”的话，因为抑郁症真的很可怕。不是那个患病的人可怕，而是那个人处在非常可怕的境况之中。前段时间看《正午之魔》，作者讲抑郁症患者就像站在悬崖的边缘，他其实还没有越过那个界限，他如果越过了界限，掉下了悬崖，明明白白处在深渊里，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而抑郁症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站在离边缘太近的地方生动地想象着越过那个界限后的可怕景象。他想象得太真实太可怕了，以至于他好像自己就在经历这一切，那个景象在场，他也在场，他在那个景象之中。我用“患者”这个词，默认了他们是生病的人。但是“病”也是被定义的，这个观点不必再赘述。还是在《正午之魔》里，作者提到，生病是对身体的保护机制。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导致拉肚子，这个病在排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的同时，也会提醒你，吃不干净的东西是会不舒服的，下次就不要再吃了。同样作为一种病症，抑郁症也会提醒你：你周围的环境可能有问题，你正在经历的状况可能对你来说不太适合，你要不要换个地方？前不久看到新闻报道，说未来多少年内抑郁症会成为对人类最具威胁性的病症，具体说的是多少年，我忘记了。我没有点开这篇文章，我只看了一眼标题。我在想，他的论证逻辑是“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抓紧研发更有效也更能普及的药物”，还是“患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这将倒逼社会环境的全面改变”呢？无意做高下区分，我就是觉得很难过。比如前者，是用药物来稳定人，让他不至于全盘崩溃，让他仍能从事社会活动，让整个社会还能运转下去；后者呢，用多少人的痛苦换一个新世界吗？这就是传说中的“当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关系就要做出改变”吗？你可以乐观地说，这说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我觉得，人在进入了社会的那一刻，就再也做不成人了。从集中营里走出来的作家莱维在书里写过，最好的人已经死去，只有不好的人才能活下来。在身边亲近的人病情最严重、经受抑郁症的反复折磨的时候，我仍能保持理智，维持生活，出门上班，回家睡觉，我能这么活下来，因为我是不好的人，他经受的折磨没有击垮我，因为我在意识上努力地逃开他。这大概是生的本能，生的本能让我们活下去，成为不好的人。这个时候，“不洁”的是我自己。我仍会对一些“不洁”感到不适，但大多数时候，它大概等同于一次轻度感冒，严重一点那就是一次重感冒，总之，不太能超出感冒的范围了。上一次的发烧是什么时候呢，我隐约能想起来一点当时的情绪感受，很糟糕。是强烈的糟糕感，相比之下感冒就真的算很平静了。如果可以自主选择，我没有勇气选发烧的，我甚至连感冒也不想选，我就想选不生病。但是基本上，我以为我还可以选的时候，都是事情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罢了。我其实没什么选择权，由此，我不负责任地推测，其他发烧的人大概也没什么选择权。所以，我多次想到同袍之情啊，在我所有的无法洗脱的“不洁”里，混着的那一点同袍之情，它无数次把我重新扔到过度强烈的在场感里，也无数次将我打捞。是把我打捞出健康的状态，还是把我打捞出强烈的在场感，我却不得而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