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年）
林贤治的文章我是爱读的。虽然比较煞有介事，比较隆重，但他毕竟极有诗人气质——他本来就是一个诗人。他的文章多是主观感受，激情在字里行间澎湃。更多的人倾向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在我看来，林贤治却是从思想出发演绎事实或某一方面的事实。他也许不是很科学的，但肯定是诗的。目下不少作品，不是为金钱写作，就是用身体写作，在爱情的名义下，推销的是走火入魔的肉欲，读了，感觉是凉飕飕的，让人冷下去冷下去。林贤治则不然。他以他工人一样的朴实，火似的热情，关怀着人的灵*和灵*得以安放的人的精神家园。林贤治和鲁迅不无相通之处，表现之一就是他的作品有诗一般的激情，这些激情不是虚妄之情，不是矫饰之情，有时，或者说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神圣的愤怒之情。
他的人和他的文章一样朴实无华。每回见到他，我总觉得仿佛见到一个工人，至多是见到一个技术员，也可以说是见到一个老知青。
那是年5月吧，中国鲁迅研究会在北京组织了一场“鲁迅研究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休息时，孙郁先生对我说，林贤治也在北京，他那里有几个选题正在联系出版社，也许我们可以谈谈。于是，在孙郁的安排下，我们在《北京日报》附近的某餐馆见了面。在男人们都假装斯文的现时代，在男人们亮得闪眼的每一根头发都有固定位置的今天，林贤治一头蓬蓬茸茸的乱发十分自由地生长着，一袭蓝衣，一双凉鞋，仿佛还没穿袜子，背的是一个皱巴巴的包。所以，我第一次见他，就像见到一个八十年代的工人。
那天在场的还有《北京文学》的李静、《北京晚报》的解玺璋、《北京日报》的吴向中。这几位仿佛都是孙郁的朋友，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林贤治，对他满怀敬意，称他为“思想者”。忘了是谁说的，也可能是其中的某人传达了北京读书界的一种说法，说是有人说，“林贤治在为广东思想，广东在为中国思想”。当时我想，这样的话固然说明了林贤治的成就和他存在的意义，但客观上对他并没有好处。偌大中国，当然不止林贤治在思想。我又想，林贤治接近于成为公众人物，人家要这么说，他又如之奈何？那天，北京人抢着和林贤治进行“思想的碰撞”，我插不上话，只能默然。
在忙着“答记者问”的间隙，林贤治还是和我谈了书稿的事，这些书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我们出版社出成。这也算是一个遗憾。不过，这次见面还是有一点收获，后来他为我们介绍了罗平汉先生的《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这本书已经在我们出版社出版了。
林贤治推荐给我的罗平汉的第一本书。
我问他，你人在北京，为什么不参加关于鲁迅的这个研讨会呢？他写过《人间鲁迅》，应是最有资格参加各种鲁迅研讨会的人之一。他说，他从来不参加各式各样的学术研讨会的，因为他认为在这样的会上研讨不出名堂。他还说，学术成果绝对不是在各式各样的会上“研讨”出来的。所以，便是人在北京了，他也不参加。这当然是不无道理的。如果只是开会就能出成就，那各式各样的会恐怕要天天开了。可是，学术研讨会毕竟不是“文革”中的批判会或“讲用会”。我不太赞成他的做法，都不参加会议。便是鲁迅吧，也出席过“左联”成立大会的，也参加过中国民主同盟的会的（对了，鲁迅还参加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组织的校务会）。林贤治的《人间鲁迅》出版后，仿佛中国鲁迅研究会为他搞过一个学术研讨会，他是参加了。那次会他是不是有收获呢？不得而知。当然，为了不影响那天的食欲，我并没有说出以上的话来。
其实，“鲁研会”的学者们还是比较有学术品格和正气的。去年，在绍兴举行了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林贤治照例没来——有没有邀请他呢？我不知道——但在他没有到会的情况下（有人说他甚至还不是“鲁研会”的会员），各位还是从他的实际成就出发，选他为中国鲁迅研究会新一届的理事。当我年底出差广州对他说了此事时，他说，有某某人在，他就不参加。林贤治的境界是高的，精神是纯粹的。我觉得，相比较来说，“鲁研会”的朋友们对他要更宽容，更理性。
那天在广州与林贤治“共进晚餐”，是《南方周末》的鄢烈山先生邀宴。同桌的除我的两个同事小陶和小潘外，还有筱敏、徐列、刘小磊、向阳、朱力远、马莉等人。《南方周末》的人向林贤治、筱敏约稿，在我看来神情十分虔诚，与上回在北京一样，大家对“思想者”林贤治敬重有加。刘小磊还买了林贤治的书，请他签字。无形的思想，在报社同志们的虔诚之下，对我仿佛形成了有形的力量。我很少看到思想和思想者被如此珍视。这让我神情肃穆。席间，我不时盯着“思想者”林贤治看。好在他不是漂亮姑娘，要不，人们要说我“思有邪”了。
文人们一起吃饭特别累。不像知青们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喊叫。文人比较斯文，也比较沉默。一说起话就很隆重，很煞有介事；一不说话，就能听到手表在嘀答嘀答地走。一阵慷慨陈词，一阵沉默无语，所以累。在广东那几天，也吃了好几餐的请，那餐是文人最集中的一餐，也是吃得最累的一餐——事后，和我同行的小陶和小潘都有此感慨。为了摆脱这累，席间，我的知青的恶意又涌上心头。我想逗逗趣，想让空气流动一下。
朱力远不时向林贤治提问，像是采访。他问林贤治，对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怎么看？林贤治说，一本《野草》，五六万字，打倒了中国所有的作家。朱力远又问，对目下鲁迅研究的状态有什么见解？林贤治说，过得好的人都不配研究鲁迅。林贤治的意思我是理解的，鲁迅是属于大众的，是属于民间的，他似乎对学院化的鲁迅研究不以为然。赵鑫珊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物欲多了，留给思想和观念的地盘就必然会缩小。已经去世的德国著名指挥卡拉扬有私人飞机，过着很气派、豪华的生活。赵鑫珊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指挥演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舒特的曲子。因为要把握、吃透这些曲子，必须要有一颗充满忧患和痛苦的心。不过，林贤治的漏洞显而易见。我接过话头说，听说最近有一个人，在鲁迅研究方面很有成就，出了好几本专著。林贤治问，是谁呀。我说叫孔乙己（我心下想，孔乙己不是过得最不好吗？他当然应该最能研究鲁迅，最应该出成就）。也许我的普通话不标准，他一时没晃过神来，又问：“谁？我怎么没听说。”大家哈哈大笑。他这才听明白了，说：“你还很幽默啊。”我说幽默不敢，搞笑而已。那天的饭局总算让我有话可说了。我这么一搅拌，气氛仿佛轻松了一点。
我想，林贤治是一个比较有脾气的人，是一个有自身习气的人。他不是现代社会的系列产品，不是某一类型，他是手工制品，也许还是一个工艺品或是艺术品。他就是他自己。在目下这个人人没有脾气，人人都非常亲切友好，文人都读了王蒙《示侄书》那样的文章从而变得很会做人的现时代，林贤治大约是稀有动物了。物以稀为贵，我还是应该而且也比较地喜欢了林贤治了。
林贤治说，他有洁癖。他的所谓“洁癖”，我理解，就是不与精神上不洁的人为伍。去年，我们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三辑十八本文化随笔“瞻顾文丛”，当时我有打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加盟。他听我介绍丛书的情况后，说了另外一件事。他说，有人曾邀请他也加入“思想者文丛”，他本来也想加盟的，后来，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他不喜欢的某人，就不参加了。这就是他的“洁癖”。
加盟丛书，还要看丛书中有些什么人，这样的人现在不多。我在出版社工作，搞过的丛书也不少。以出版社而言，只考虑这套书在内容和体例方面是否吻合，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若干作者是不是“同志”。三十年代，鲁迅他们搞“乌合丛书”之类的，大约才有考虑这些因素。他们毕竟是同仁。现在出书难，书能出版也就阿弥陀佛了，况且，每一本书也是各负其责、自说自话的，谁会考虑那么多呢？在现时代，也许只有林贤治，至多再添几个小林贤治或小小林贤治。
纯粹的文人总有“洁癖”。当郭沫若还非常纯粹的时候，施蛰存编辑《现代》，他向郭沫若求稿，郭沫若给了一篇《离沪之前》。施蛰存他们在编排目录时，不经意将郭沫若的文章排在周作人之后，叶灵凤将此函告郭沫若。旋即，郭沫若来函，以《离沪之前》将印单行本为由，拒在《现代》上发表。为什么这样呢？郭沫若在致杜衡、施蛰存的信中说：“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所非安耳。”（施蛰存《〈现代〉杂记》）郭沫若甚至因为文章在目录上与周作人排在上下而要求抽回文章，不与偶像为伍，不与自以为的不洁者为伍，精神之高贵，让人叹为观止（读这则掌故，想后来的郭沫若，实在让人唏嘘不已）。看了郭沫若的往事，也多了一点对林贤治的理解。林贤治是屙尽了屎的蚕，浑身透着明亮，他已离开了饮食人间，准备或者正在一个劲地吐丝了——也许他已生活在非世俗的精神的世界里了。
这几年，我出的书有时有寄给林贤治，林贤治也给我寄过书。去年，他新出了一本《自制的海图》，同一本书却先后给我寄过三次，可见他糊涂，也可见他很忙。这样的糊涂人，比许多不糊涂的精明人要可爱许多。这样的事，是文人们常常有的，记得当年岑桑先生出散文集《风雨情踪》，把赠送给某先生的书寄给了我，却把送我的寄给了某先生，还是某先生把书寄来与我调换。岑桑先生也是糊涂的好人。《自制的海图》我转送一本给书友陈奇，家里还留着两本。每当看到这两本并排的书，我就不由地想笑。林贤治，长得像工人，却是一个书呆子，一个糊涂人。
林贤治是杨显惠这三本书的责任编辑。这三本书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出版史上会留下痕迹，我认为，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会留下痕迹。
非常惭愧，贺雄飞先生曾经把这三本书交到我手上，种种原因，失之交臂。后来，辗转到了花城。用贺雄飞的话说：“这样的书稿在我们手下流失，是我们的耻辱。”从另一角度看，林贤治与他的同仁们，那才是真正的出版人，我对他们怀有崇高的敬意。（补记）
房向东
